《五女拜寿》是顾锡东在1982年编写的越剧剧目，曾作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立团剧目。198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为电影成为经典，一上映就获得观众热烈反响和业界好评，被评为第五届“金鸡奖”最佳戏曲片。越剧电影《五女拜寿》已成为越剧组成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生命组成的重要一部分，《五女拜寿》之于小百花相当于《茶馆》之于北京人艺，成为小百花越剧团的看家戏和奠基力作。这部作品不仅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冲突激烈，迭起，引人入胜，其传达的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孔孟之义、伦常孝道也通过镜头语言进行了更为集中的表达。家本位思想与其母体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密切联系，又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层土壤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制度成为个体得以沿袭的生存模式。“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齐家成为塑造人格美与规范社会秩序的核心纽带。

儒家的仁学就是强调以亲子之爱为基础，进而再扩展为处理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女拜寿》的外在物质空间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它是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要通过外在结构布局维系长幼尊卑的家庭伦理秩序。而这两者之间又相互作用，为内心世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同时也限制了这种可能性。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家庭结构并非完美无缺。在表面上的富贵和孝顺背后，有着嫌贫爱富、排挤不公的情绪。为了维系这些关系，就需要双方都有所牺牲，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心灵沟通。这一点正如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他被他的家族抛弃，最终导致他死亡；张爱玲《金锁记》的曹七巧，她将自己的怨愕和压抑强加给子女，最终造成悲惨结局。

对于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稳定的家庭关系，《菜根谚》提出了明确建议：“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应该期待回报或感激。此外，对迪尔凯姆来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与他人的连接超出简单的事实，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结合。

尽管戏曲电影逐渐淡出视野，但对这一领域产生过巨大影响，如今它依然能够唤起人们对古老艺术形式深厚情感。当我们谈论徐玉兰是否还活在世上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询问她是否仍能见证这个不断变化但又保持某些恒久性的时代。她作为一个代表，是那个时代最珍贵的人之一。但即使她不再活跃，也不会阻止她的艺术留给我们的足迹继续向前延伸，因为那些足迹已经融入到我们共同的心灵深处，而她的存在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