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越剧刚刚登陆时，其舞台装置简陋，仅有未装饰的一桌二椅。为了适应城市观众的审美要求，舞台上出现了桌围椅帔等装饰物。这些桌围椅帔的运用和摆放调度主要模仿京、绍等剧种在演出传统老戏时常用的布置形式。不久，舞台后侧出现了悬挂堂幕，以装饰美化舞台环境。这些图案多仿苏绣、顾绣盘金盘银，有时还绣有主要演员或戏班名，以示某艺人或某戏班在此演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30年代后期越剧进入女子改良文戏时期。新戏面世后，便逐渐采用软幕布景，如1938年秋姚水娟与竺素娥领衔的越吟舞台，在天香戏院上演《花木兰》、《冯小青》等剧，并开始使用转盘色片灯光器材，这引起了其他戲班纷纷效仿。当时称这种布景为值班布景，也有人称之为拉洋片。

不久之后，一些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剧场或戲班，则备有十多堂景物环境各自不同的软幕布景片。但是软幕布景也有其不足，如重叠现象以及与表演之间不协调现象。

1939年下半年起，一些戲劇團體開始尝试采用話劇式立體布景。在7月份，由施銀花與屠杏花領衔的第一舞台，在大中华戲院演出時裝戲《雷雨》，並運用木框與三夹板制成的立體式門窗開創了寫實型硬片布景，這種隨時裝新戲一同登場的心態，比軟幕更能吸引觀眾，因此在當時形成了一個要以時裝為主題需要配備相應場地設計觀念（見樊迪民《姚水娟藝術道路》）。

從此，一些越劇戲曲也模仿京劇搞起机关布景，如老闸大戲院《賢媳婦》（由趙瑞花、王水花、徐玉蘭主演）一劇，就以令人驚奇的大火燈機而聞名。而民樂大戲院上演《後本梁武帝》一劇則是全劇噱頭颇多，机关布景層出不穷，使得觀眾驚奇而欣喜不已。

1942年10月，由袁雪芬開始進行越劇改革，她聘請編導和舞美設計人員等，並明確了編輯、導演、舞美設計、装置及場務監督等職位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确立了场地艺术在这一个综合艺术中的重要性。这次改革后的第一出戏《古庙冤魂》，进行了大量创新，对于引进电影及话剧设备拆除了前两排座位，将原先较狭小空间扩展开来，并安装天幕灯光首次使用抢换方法快速变换场地背景，为适应情节需求。此举增强并赋予场地设计一种新的存在感和重要性。大來廣場每一次新作都由编导及设计人员共同商讨确定并纳入导 演总体构思，加强并提升場地设计在這個藝術表現中的位置与影響力。

1943年2月，大來廣場上演 《雨夜惊梦》（由洪钧蓝明编导），借鉴外国电影中表现幻觉的手法，使得现场情况特殊造型聚光灯色彩变化结合表現，与角色心理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展示。这首次将聚光灯作为越剧场域照明源，从而加强清晰度与亮度。此外，该剧还使用红黄绿蓝色纸来调整颜色的变化，用不同色彩光源创造不同的环境气氛这一时期对越剧楼道设计发展作出了贡献的人包括韩庾仙陈明勋邬长贵韩义等人。

然而，由于电影话剧创作手段，将西方写实风格生搬硬套到中国传统戏曲中，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协调失当的问题，即使如此，还会因为迁就写实风格而削弱中国传统戏曲固有的虚拟性可舞性做法，以迎合写实性的做法造成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