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女拜寿》是顾锡东在1982年编写的越剧剧目，曾作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立团剧目。198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为电影成为经典，一上映就获得观众热烈反响和业界好评，被评为第五届“金鸡奖”最佳戏曲片。越剧电影《五女拜寿》已成为越剧组成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生命组成的重要一部分，《五女拜寿》之于小百花相当于《茶馆》之于北京人艺，成为小百花越剧团的看家戏和奠基力作。这部影视作品不仅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冲突激烈，迭起，引人入胜，其传达的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伦常孝道也通过镜头语言进行了更为集中的表达。家本位思想与其母体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密切联系，又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层土壤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制度成为个体得以沿袭的生存模式。“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齐家成为塑造人格美与规范社会秩序的核心纽带。

儒家的仁学就是强调以亲子之爱为基础，进而再扩展为处理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女拜寿》的故事展开，在自然风光中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情景：外在物质空间与个体内在精神之间错综复杂地相互作用。一方面，它们互相支撑；另一方面，却又可能导致矛盾和冲突。比如，那些看似富贵满堂、母慈女孝之家的家族往往充斥着嫌贫爱富、排挤不公的情感，而要想维系家庭成员间良好的关系，就必须要求双向度，而非单向度。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他被家庭所弃，加速了他的死亡；张爱玲《金锁记》的曹七巧，她将自身怨愕和压抑强加于子女身上，最终造成一个悲惨结局。而正如迪尔凯姆所说，即使是整体社会，其成员之间除了物质性结合以外，更主要的是一种精神性结合。

新世纪以来，由于商业化发展，不少戏曲电影开始尝试重新定位，但对于那些三十几年前的经典，如《五女拜寿》，我们是否还能找到它留下的痕迹？或许，这需要我们回望当年的情怀，以及对地方戏特别是越劇这门艺术形式保持对过去情感记忆及地域性的尊重。此时此刻，你是否还能够听到徐玉兰那悠扬的声音，或是在江南水乡里寻觅到她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