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喜欢看戏，看得最多的是越剧。
远在上世纪50年代，是我充满幻想的学生时代，也是越剧在上海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流派纷呈、各领，群星灿烂、争辉竞彩，全面走向辉煌的鼎盛时期。尤其是优美的音乐和抒情的唱腔，以及现代化综合艺术形成舞台演出的清丽和明媚，在我青少年心目中留下美妙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我在南洋模范中学念高中期间，这座以“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校风名闻遐迩的中等学府的图书馆，却收藏着好多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使我读到不少中国古典戏曲和唐诗宋词，以及阅览英、法、俄、日、印等国的小说、诗歌和剧作，其中对普希金和莎士比亚格外景仰，诗歌和戏剧文学也成了我的特殊爱好，并使我的学业重点从数理化向文史地转移。1956年，我受学校领导推荐作为学生代表欢迎尼帕尔王国首相阿查利亚来沪访华，陪同观摩由吕瑞英主演的越剧《打金枝》。此剧以情趣横出、格调清雅，演唱艺术沁人心脾的魅力，倾倒现场观众，更使我倍觉越剧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别具微妙精深的审美价值，小中见大的社会效应，为之将自己爱好诗歌与戏剧文学的情感与越剧“朦胧接轨”，以致毕业时学校领导征询我免试保送清华大学读理工科的幸运也自动放弃，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又报考上海戏剧学院新设三年制戏曲创作研究班（后改为戏曲创作班），待到相继接到两校录取通知，为求学业切近诗歌和戏剧文学，又舍“复旦”而取“上戏”。
1958年，我从“南模”进入“上戏”，怀着一个旧社会苦孩子变成新中国大学生所特有的幸运感，于10月1日国庆节写下一首七律：
少小田间农事通，不知世上有莎翁。
幸逢解放转时运，方入书林得启蒙。
缘起诗歌心所爱，情投上戏愿由衷。
而今举国欢腾日，谁识我曾是牧童？
1961年，我从“上戏”毕业，分配到上海飞鸣越剧团当编剧，创作实践远比国家大剧院多得多，而且从虹口区府文化局到剧团党政领导和艺术核心，上上下下视我如“宝贝”，几乎每个剧本都得益于大家出谋献策。从根据同名越剧《相思树》、同名小说《啼笑因缘》和《恨海》，以及同名话剧《小红军》的改编，到越剧现代剧《妇女委员》的创作，也由此接二连三地搬上舞台。其时使我有这样的特殊感受：
可曾见过寺庙风光，
尊神面前一片辉煌？
多少渴望显灵的小菩萨，
却被香火冷落一旁？
我们是未来的剧作家，
现在该向何处播种希望？
与其在名刹“等待多哥”，
不如进小庙自擅殿堂……
然而，好景不长。
从响应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上海也触及我编《恨海》使剧团受到批评；到《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如闪电裹着惊雷、疾风卷着暴雨而来，我这个“新中国幸运儿”也在劫难逃：
我走进大字报丛林，
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红旗下成长的脚印，
也成了骇人听闻的罪行。
什么封资修教育成才，
文艺黑线熏陶下彻底忘本？
什么红色保险箱保不了险，
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孝子贤孙？
一张张纸上透出血腥，
一副副面目变得何其狰狞？
难道无产阶级的继续，
是这样冷酷残忍，那么大举伐亲？
行云啊，是否飞向？
问个讯，那里卷的是什么风云？
流水啊，是否来自中南海？
告诉我，那里掀的是什么潮汛？
我的创作道路，由此从“触我灵魂奈我何”的惊疑，折入“读书成罪过，怒愤出诗歌”……
从“我若不遭，前程原本是春风”的自我悲叹，到“坑害儒林今又是，仰天遥祭咸阳魂”，悲叹知织分子的现实命运；由“颠倒乾坤假克真，夺权献忠城；可怜南下英雄汉，低首折腰成罪人”，为老家横遭批斗心存不平，到“鬼哭狼号文化城，岂容仗义执言生？苏州河发血腥气，白渡桥招屈死魂”，直击：“红旗还是从前样，明朗天兴万劫场；不信人间开地狱，缘何世道毁天良？”和“为何丧尽天良事，尽在山呼万岁中？”不慎触及神圣，“罪该万死”，被打成“现行反”……
在那“永世不得超生”的年月，从“抬头唯有两行泪，洒向红旗吊旧恩”，到“桃花不惜守红死，秋后魂绕枫叶丹”的待毙心境，及至长兴岛劳动改造，听潮声联想“古来多少自由路，无不惊涛骇浪求”，到寒九寄情冬柳：“熬到东风回暖日，重披新绿照春流。”心境由待毙转向希望……
及至1978年，获得彻底平反，恢复自由，在上海艺术研究所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人如枉死城前出，天是暴风雨后青。”怎不使我激动不已？
创作道路，是用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真情实感付诸文字作品铺出来的。
如果说，“”前在“飞鸣”初当编剧的幸遇，是随缘而作的良好开端，而“”中魂断剧坛，身处逆境，凭借诗歌，有感而发；那么，劫后余生，从《新剧作》编辑，到《上海艺术家》主编，转向艺术研究和戏剧评论，也成了我的创作道路进入随缘而作，有感而发的新的历程。
因为我与戏剧的缘份，结在建国后越剧从上海走向辉煌的美丽动人的群体形象上，不能不为越剧劫后恢复生命而欢欣，不能不为越剧复兴的元气残缺而苦恼，不能不为越剧年复一年地寄生在老剧目、老演员、老观众的“三老”中热衷复旧，创新不力而忧患……
从《越剧在上海》到《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不能不指出：“近十年来，越剧穿戴着历史的衣冠停步不前，坐吃山空，使自已在上海的形象开始萎缩，而且作为一种现代城市艺术的品格正在萎缩中逐渐地丧失着，已经面临着很危险的命运……”到上海越剧改革50周年庆典式的纪念会上，不能不说出：“在怀念过去的光辉业迹和美好情景的今天，终究排除不了越剧在现实中惨淡经营、积重难返的忧患心理，以致我们更应关切的还是越剧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并由此对越剧在上海，从“功劳、名位和资本走向反面”，陷入“自大、守旧和忘本”的现状加以批评，痛切呼吁：“不能再自大了，尽快从历史回到现实，认清时势，摆正位置，自觉地去适应‘大气候’，谋求新发展；不能再守旧了，要开拓创新，尤其要把青年一代从‘替身’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让她们用自己的才能创造属于自己一代的演艺；不能再忘本了，要保持越剧在上海由改革起家的本色，继续应顺时代新潮流作出历史新选择，为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而努力！”（《越剧要从历史的反思中振作起来》）
正如中国剧协刘厚生先生所说的：“李惠康的文章……意义不仅在越剧，全国很多大的剧种，如京剧、川剧、豫剧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老化、复旧、不团结等问题……”（1990年5月11日《上海文化艺术报》）。我对越剧的忧患也扩及到整个戏剧，从透视大剧院艺术生产力的“内耗”，切入现行管理体制：
“名人会萃而互不相谋，流派众多而各营其私，早使艺术优势分崩离析。
“上有‘皇粮’供应，下有三产补偿”的经济优势，也“锐变成‘生产性开支’，使大剧院长期处在远离观众，背向市场的寄生状态……从冷落文化市场而被文化市场冷落，从疏远观众而被观众疏远，丧失着在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和发展前途。”
“要改变国家从经济上统包大剧院的制度！”和“要重新确立戏剧以观众为衣食父母的观念！”（《大剧院的困境及面临的选择》）
“我们的戏剧必须尽快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里适时应变，革故鼎新，而现代市场经济也有力量使戏剧自力更生……”（《经济变革和戏剧振兴》）
我们的政府对大剧院的“包办代”和大剧院对政府的“依附靠”，业己造成“剧目从创作到演出，‘对上不对下、看领导不看观众，争评奖不争卖座’的倾向，祸及戏剧陷入深刻危机而无力自拔，丧失戏剧直面人生的敏感性和存在于社会人生必须有的生命力……”（《戏剧必须直面人生向观众回归》）
是的，我们上海也曾出现京剧《曹操与杨修》和淮剧《金龙与蜉蝣》，从剧作到演出令人眼前一亮，我也为之欢欣鼓舞：
“京剧《曹操与杨修》和准剧《金龙与蜉蝣》的相继生面别开，蜚声剧坛，如在戏曲丛林里东风解冻，雪融春转。”难得两剧“从古今交汇点上找到传统艺术由封闭到开放的突破口，吸纳现代意识的投射，获得现代艺术的品格。”并从“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出发，借题发挥，批评那些认为戏曲己到“庄严地死去的时候了”等等“消亡论”，欢呼：“戏曲正起步走向现代艺术……”（上海文化报：1994年新春献词《戏曲起步走向现代艺术》）
戏剧是一种特殊的事业，我与戏剧的情结也是特殊的。
我为越剧艺术滑向化的“伟大”而忧患：
“越剧好比小轿车，能载客人，偏要让它充当运输钢跌的大卡车，好像挺伟大，其实很糟糕，把它压垮了！”（1991年，上海越剧院创作座谈会）
从上海过去和现在都是现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都市所特具的人文优势出发，更为“越剧中心”从上海转向杭州而忧患：
“西湖的水是美丽的，但不客易流出去；黄浦江的水虽然不够清纯，有时还会发出一些臭味，然能承载万顿输直达大海，流向四面八方，通往万里海外。对越剧来说，发展中心还是在上海好。否则今天转向杭州，明天退到绍兴，最后回到嵊县（现更名嵊州），越剧如此打回老家去，能行吗？”（1993年，浙江越剧小百花研讨会）
及至1996年引将退休，在《要发挥上海越剧的三大优势》中发出：“如何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对于上海越剧界来说，还得‘自己救自己’，决不能躺在国家身上等待振兴越剧的奇迹从天而降，但我们的市委市府领导及其有关部门，总不能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吧？”（1996年第1期《上海艺术家》）
我与戏剧的缘份，并不因为退休而有所淡出，甚至有时更加浓烈。及至年过古稀，迎来越剧百年华诞，从《越剧是不断更新的青春艺术》：“我们的社会生活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的越剧不能不贴近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更新……”（2006年第1期《戏文》）到《越剧发祥史断想》：“前百年已经过去，只能成为亲切的怀恋；后百年时不我待，必须急起直追，从可歌可泣的历史情景中回到可忧可为的现实境遇中来，继承锐意革新的优良传统，直面观众的审美选择，将艺术创造与市场运作结合起来，为在新世纪开辟新里程，进入一个越剧的‘新的文化时代’，拼搏奋斗。”（2007年第1期《戏文》）
直到2010年，还上网撰文《越剧后百年的前途和命运》……
动心岁月笔耕勒，行气文章赤子情。
退休以后的我，几乎在不中断戏剧评论的同时，从1997年开始电视剧写作，到沪剧、锡剧等舞台剧创作和改编，也进行戏剧创作。尤其到了2002年，应萧雅成立文化艺术工作室，急需有个自负盈亏的“戏”，登门约稿，犹向我青春岁月倾情的越剧剧本创作回归。
我在萧雅文化艺术工作室揭牌仪式上讲过：“这些年来，我们的戏剧表演团体，这样改，那样革，改革到现在，还改不出一条‘戏剧以观众为衣食父母’的道路来……萧雅工作室靠不了政府的财政拨款，以观众为衣食父母这条道路不走也得走，这叫什么？这就叫‘逼上梁山成好汉’！”因此，我对萧雅敢于作出越剧“以观众为衣食父母”的选择大为赞赏，她的工作室开账急需“戏”，我不可知难而退，只能“舍命陪君子”。幸运的是萧雅作此选择，不仅使我刮目相看，而且得到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等新闻界知名人士的热情支持。从围绕着这台“戏”该写什么好的向题，多次召集艺术名家和文艺记者，以及我的母校的教授和从事编剧、导演、作曲等行家座谈会，出主意，提建议，使我在大家的启发下，想到十年后痛呼被摧残的人性和道义的回归，进而想到古往今来，人对自己美好的感情忠贞或背叛，充满着功利和道德的悲剧性冲突，人性的由此在假恶丑的折磨中流光溢彩，演绎出社会人生的世态人情和文明世界的发展进程……这就成了“戏”的切入点：写一个有妻之夫的新科状元，突遭皇家招驸马，于君命不可违和情爱恩义不可负的两难绝境中，从抗婚索妻到殉节。而剧本从初稿到定稿，继续得到大家知无不言的帮助。这就是八年前，首演第四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原创越剧《状元未了情》之由来。八年后，此剧晋京参加全国民营剧团精品剧目展演，不仅受到表彰和奖励，而且得到中央高层领导提出精益求精的加工意见，使我再作修订后，在上海民营剧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又受到市领导的表彰和奖励。
一出状元未了情，汉王笔运岁寒心。
最难忘是众人扶，莫过无私奉献情！
从《状元未了情》创作，到《何文秀传奇》的改编，及其七集同名越剧电视剧的写作、摄制和放映，以及又将尹派名剧《盘妻索妻》改编成越剧电影，包括《状元未了情》扩编更名《杨雪筠传奇》的八集越剧电视连续剧的即将摄制，等等，我的剧本创作与戏剧评论差不离，集中围绕着越剧展开……
抚今追昔，我的创作道路，无论是剧本，诗歌和评论，以及编著的几部艺术专著，几乎都是随缘而作，并在随缘而作中有感而发。尤其是剧本的随缘而作，多在众人相扶下进行，别具“集思广益启心智，探骊得珠自剪裁”的过程，这也成了我与戏剧的缘份中的缘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