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新昌和越剧发源地嵊州毗邻，古代同属剡县。从新昌城出北门，爬上陡高的西岭，蟠龙村就坐落在山脚下。这个村子虽小，可老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永远是，我们这个草窝里曾飞出过一只金凤凰。这只金凤凰就是越剧绍兴文戏女班时期的代表人物、著名“三花一娟”中的王杏花。
王杏花1917年2月出生于新昌县的蟠龙村。就在她出生的那一年春天，对于今天的越剧来说，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在嵊县甘霖乡上碧溪村的袁生木家里，聚着一批雄心勃勃的男班艺人，他们刚抹干腿上的泥水，便做起了去上海打拼天下的美梦。不知是高人指点，还是灵机一动，他们总觉得几百里之外的上海是个风起云涌、龙腾虎跃的地方，太具有力了。他们认定，只有去这样的大码头，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才能赚回白花花的袁大头。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以南派艺人钱景松、金荣水、俞伯松为首的一个二十多位艺人组成的赴沪演出团，收拾好那几口简单而又粗劣的行头箱子，挑着装有唐明皇画像的豆腐皮担子，雄心勃勃地离开了上碧溪村。谁也没有想到，走在队伍后面的那个个头矮小的金荣水，居然在以后的岁月里会成为女子越剧的祖师爷，当然那是后话了。
1931年初春，女子越剧创始人的金荣水受刘香贵、刘香贤兄弟之邀，乘竹排来到黄泽镇，执教“越新舞台”。此时的王杏花和金香凤、孙妙风、黄笑笑等姐妹，在“越新舞台”已经学艺几个月了。虽然学业初成，但刘家兄弟总感到在艺术上还欠一些火候，于是“三顾茅庐”，请来在男班兴盛时号称“厢房老虎”的教戏师父金荣水；
拜师仪式在黄泽镇梧桐树下的林成法家里举行，这也是“越新舞台”戏班的所在地。金荣水端坐在堂中，王杏花和同科姐妹邢竹琴双双向金荣水行跪拜三叩之礼。金荣水一板一眼地说：“我没有什么见面礼给你们，只送给你们十六个字，望你们牢记心中，那就是：听从管教，勤学苦练，飞黄腾达，名扬四方。”王杏花和邢竹琴按照班主事先所教，低头答谢：“谢谢师父金玉良言，一定听从师父管教”。
王杏花来“越新舞台”时，姐妹们学戏已经有一些时候了。王杏花暗暗告诫自己，只有更加勤奋学习，下功夫苦练，才能迎头赶上。每当天色微明，王杏花就悄悄一个人来到黄泽江边练嗓。所谓练嗓，无非是“咿哩哇啦”地喊一通而已。但王杏花练得非常认真，她对着江面放喉高唱：“先生门前一枝梅、骂你油头小光棍”等一些在家里早就会的唱段，唱着唱着太阳就升起来了。
“越新舞台”的女孩子大多文化程度很低，理解能力比较差，金荣水急中生智，采用了快出人才的“单片教学法”。所谓“单片”，就是将每个角色的台词抄在纸上，由分到这个角色的艺徒背得滚瓜烂熟后，再进行串练排戏。同时，金荣水又抄录了许多各式各样的“赋子”和“引子”给艺徒们练习，使她们很快掌握了表演“路头戏”的方法。在艺徒们开窍之后，金荣水的教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渐渐地艺徒们有些象模象样了。
在“越新舞台”执教的日子里，金荣水对女子越剧的教学进行了认真地反思。1923年初夏，金荣水在施家岙开办的第一副女科班时，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和经济的拮据，艺徒们是没有上武功课的。为了提高艺徒们的综合素质，金荣水向刘家兄弟建议，专门聘请京班出身的王惠云为武功师父，早饭前艺徒们都要练腰腿的基本功。王杏花始终记住师父的话：“多学一点总是不吃亏的”。平日里凡练武功时，她总是特别地卖力气，常常是练得满头大汗，但从不喊一声累，叫一声苦。
师父金荣水看在眼里喜在心中，说日后这个姑娘会“出山”，就是有出息的意思。他亲自给王杏花排练启蒙戏《双珠风》，王杏花在戏中扮演的徐氏，是一个奸诈之妇。师父金荣水谆谆善诱，让王杏花把戏演的夸张一些，先放开再收起就有戏了。王杏花在第二出启蒙戏《庵堂认母》中扮演王志贞，这个角色属于青衣行当，师父金荣水要求她戏要演得稳，演得细，更要有深度。徐氏的粗犷、夸张，志贞的细腻、端庄，极大地拓宽了王杏花的戏路子。尽管王杏花迟入科半年，由于师父金荣水的精心培育，加上王杏花的勤学苦练，艺技进步之快为全班之首，很快成为“越新舞台”的头牌花旦。
艺徒们的显著进步，使得刘家兄弟不禁喜上眉梢。生意人急功近利的本性，促使他们带着这些学艺还不到一年的黄毛丫头，边学边演出于嵊县、绍兴的乡间。在这些走山路、睡破庙近似流浪的演出生涯中，使得才十五岁的王杏花品尝了人间的甜酸苦辣。
传统越剧有许多习俗戏，“讨饭戏”便是其中之一。凡戏中有讨饭情节时，角色便要跪倒在台中，哭哭啼啼地向台下观众乞讨。这时观众席里会掷上一些铜板，但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用香烟壳包着石块等杂物，砸向“讨饭”的演员。所以在戏班子里演讨饭戏，是一个担惊受怕的苦差事。但“年年难唱年年唱”，因为小姑娘们在艺徒期内没有包银，生活非常清苦。金荣水经常安排“讨饭戏”的目的，是想把讨来的钱分给女徒们作为零用，真是一片苦心。
金荣水为王杏花选择了《琵琶记》作为排演剧目，一是认定王杏花擅长于青衣悲旦，让她扮演赵五娘，不仅能演成功，更主要的是为了磨炼她，促进她在艺术上不断进步。其二《琵琶记》中有赵五娘借银、讨饭、剪发、卖发等情节，属于典型的“讨饭的苦情戏”，容易赚得女性观众的眼泪。
谁知王杏花初演赵五娘，就吃到了“讨饭”之苦。那一天王杏花正演到“讨饭”时，突然飞来一包用香烟壳包着的石块砸在身上，她顿时疼痛难忍，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当她回到后台，师父告劝她，为了让姐妹们多分到几个零用钱，只能让她受苦受罪，王杏花听后这才擦干了眼泪。从此王杏花经常演出《琵琶记》，久而久之成了她的拿手戏。
师父金荣水不止一次地对王杏花说：“演戏要演得真，要用心钻研，认认真真做戏。”王杏花牢记师父的教导，她在与男班艺人岑素娥搭档时，认真学习他塑造角色从生活小节入手的细微表演。在与男旦张荣标同台演出时，学习他能文能武的基本功。久而久之，王杏花形成了自己“细腻、真实”的表演风格，这在她的代表作《叶香盗印》《秦雪梅训子》《琵琶记》《玉蜻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31年9月，刘家兄弟一心想在大城市里演出，于是带领“越新舞台”进入了浙东名城宁波，这是王杏花第一次到大城市，走到大街上竟然迷了路。宁波的观众对越剧并不陌生，女班名伶施银花、筱丹桂都在宁波演出过，观众人脉深厚。王杏花与姐妹们集体亮相甬江，以她细腻动情迷人的表演，清脆悦耳动听醉人的唱腔，深受观众喜爱，当地报纸誉她为“越剧皇后”。
当“越新舞台”转场绍兴时，一条快船从余姚逆水而上，船上坐着一位穿着时髦的太太，另有数位佣人跟随。船到了绍兴停埠后，她们住在离觉民舞台不远的旅馆，在登记“来绍何事”时，居然填着“看戏”两字。原来这位太太在宁波被王杏花的表演所迷倒，一天不看王杏花的戏就失魂落魄，寝食不安。为此，她雇了一条快船追赶“越新舞台”，一直赶到绍兴，见到王杏花后不禁热泪涟涟，此事轰动了整个绍兴，人们纷纷街谈巷议。
1933年，王杏花二进上海滩，在永乐茶楼挂头牌演出。这时在盛名的“大世界”、“小世界”，都是男班老大哥在演出，只有王杏花为首的一副女班。她的搭档为号称“时髦牌”的著名小生李艳芳，首演《盘夫》一炮打响，被戏迷们誉为“少年夫妻”，扬名浦江两岸。
在上海演出期间，王杏花先后与著名小生邢月芳、王水花、马樟花合作，演出了《梁祝、《龙凤锁》、《四香缘》、《碧玉簪》、《玉簪恨》等戏，后又与女班第一位小生屠杏花和著名小生徐玉兰合作，同台演出了《梅龙镇》和《朱买臣》。在与众多著名小生珠联壁合的演出中，尤其是屠杏花自然流畅的表演风格，使王杏花受益匪浅。
1936年春天，王杏花被“四季春戏班”聘为客师，在萧山的火神庙演出《叶香盗印》《盘夫》《碧玉簪》《秦雪梅训子》等戏， 戏班年仅十四岁的袁雪芬引起了她的关注，觉得这个姑娘的戏路子与自己很接近，戏路子也正，是一颗值得栽培的好苗子。
袁雪芬是一个有心人。每当王杏花在台上演戏时，袁雪芬就站在側幕边，细心观摩王杏花的表演，学习她的唱腔。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四季春”戏班到杭州演出时，王杏花和袁雪芬合作演出了《火烧百花台》，杭州观众誉称袁雪芬为“小王杏花”，从此两人结下了友情，并一直延续到以后漫长的岁月，袁雪芬也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流派—袁派。
1936年秋天，王杏花随“四季春戏班”到上海演出，在沪演出期间，王杏花与袁雪芬、钱秒花一起灌制了女子越剧的第一张唱片。王杏花唱的是“游庵哭图”， 袁雪芬、钱秒花唱的是《方玉娘哭塔》，这两张唱片是女子越剧的第一张唱片。
值得一提的是，王杏花这位“科班女秀才”，还是当时上海越剧界演出新戏的名伶。朱炎先生改编了巴金名著《家》，请王杏花扮演梅小姐，竺素娥扮演觉慧，邢湘麟扮演觉新，筱湘麟扮演高老太爷。《家》的演出轰动一时，媒体说王杏花想和话剧、电影一决雌雄，是与施银花、赵瑞花、姚水娟、筱丹桂齐名的旦角名伶，绍兴文戏女班的“五朵金花”。
王杏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参加了上海振奋越剧团，担任业务团长，1960年调上海越剧院学馆任教。1971年王杏花退休后，有时会回到新昌老家蟠龙村，在乡下住上一段日子。又被新昌县越剧团聘任为顾问，为家乡的越剧团排演了《贩马记》等戏，为培养越剧新人尽力。当地的文化部门向她征集有关女子越剧的史料时，她总是多说别人的功劳，很少谈及自己。
当年师父金荣水曾经不止一次地对王杏花说过：“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我们虽然是唱戏的，但我们不是讨饭的，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人格”。师父的肺腑之言王杏花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牢记在心头一辈子，直到1999年10月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二岁。
2001年5月，为拍摄纪录片《百年越剧》，我在越剧博物馆资深越剧史研究者丁一老师、浙江越剧团著名演员陈明水的陪同下，到新昌蟠龙村拍摄外景。在王杏花故居的二楼，在一只旧木箱里，发现了许多越剧早期的剧目手抄本，丁一老师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整理打包，把它送到越剧博物馆珍藏，此情此景，仿佛就在昨天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