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戏曲改革”中脱颖而出的江南戏曲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给杨少玄、齐彦明的信就已经传达了改革旧戏的信号。 后来，周恩来在第一次文学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重申：“要注意它的转变。这种转变，首先是内容的转变，但随着内容的转变，必须有内容的转变。”也是形式上适当的、渐进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老戏曲改造成为一项国家文化政策并得到实施，不仅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戏曲改进委员会（戏改局），还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 1951年5月5日，在文化部领导下召开了旧剧目改革的总方针，即《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又称“五·五”）。 “ 指示）。 关于戏曲类型发展，《意见》强调：“我国戏曲类型极其丰富，要广泛采用、改造发展，鼓励多种形式的戏曲自由竞争，促进‘让戏曲艺术中的“百花齐放”。地方戏曲，特别是民间戏曲，“小戏”形式比较简单明快，很容易反映现代生活，很容易被群众接受，所以应该特别重视。今后，各地戏曲改革工作要重点把对当地群众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作为主要改革发展对象。 有条件的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戏曲比赛演出，展示各戏种的进步成果，奖励优秀的作品和表演，引导其发展。”这一说法表明，虽然当时的“戏曲改革”设定了“让百花齐放”的最终目标，其具体实施策略是选择重点，即“对当地群众影响最大的剧种”重点扶持，利用其改革经验向全国推广。
以地方戏曲为主，是当时老戏曲改革的一贯思路。 例如，194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目改革》指出，“修改对象除京剧外，应特别强调的是放在地方戏曲改革上，各种地方戏曲剧目很多，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征集。” 在“五五”指示下达之前，田汉也曾说过类似的言论：“除了继续改革京剧以外，还要以地方戏曲为重点，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地方戏曲和新兴戏曲创作。”我们要进行全民改革，争取全国各类戏曲艺术‘百花齐放’！” 事实上，当时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有300多个。 显然不可能将所有这些都考虑在内。 根据影响力大小进行筛选成为必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剧的力量开始显现。
1949年7月，新政权正式成立前，上海海军管理委员会文学艺术部创办了第一期地方戏曲研究班。 研究班设立表演和编舞两个系。 编舞部门包括编剧，越剧以导演、音乐、舞美设计为主，表演部门全部是越剧演员。 越剧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1950年4月，华东越剧实验团成立，隶属于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 这是上海第一个国有剧团。 在“转型”的浪潮中，越剧成为各剧种中的佼佼者。 不仅称霸华东地区，越剧也频频选在北京演出：1950年，范瑞娟、付全祥带领的东山越艺社进京演出《梁祝》、《祝福》。 这是越剧《梁祝》首次超越华东、华北地区亮相京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特别是周恩来的直接关注，为演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1951年国庆两周年之际，已经加入华东越剧实验团的范、傅再次入选北京，带来了四大剧目《梁祝》以及《孔雀东南飞》《宝莲灯》《爱情侦探》，并在怀仁堂演出《梁祝故事》。 经过两次积累，越剧在北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知名度。 《梁祝》的艺术表演也日趋精良。 《十八年别》、《重返十八年》、《塔上相会》、《化蝶》等经典剧目已基本定型，深受大众喜爱。 在中国广泛流传。 1952年10月至11月，由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演大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全国23个剧种、37个剧团的1600余名艺术家参加了本次活动。 华东代表团带来的三部越剧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西厢记》在82个剧目中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瀛台》是范瑞娟与付全祥合作的作品。 获得表演、剧本、导演、音乐、舞台设计等5项一等奖（《白蛇传》获得表演二等奖，徐玉兰、王文娟分别获得演员一等奖、二等奖），可据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0月10日，《文艺报》发表社论《推进戏曲改革工作，祝首届全国戏曲观演大会闭幕》，对演出给予高度评价。 《人民日报》也于10月16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祖国的歌剧遗产》，并公布了演出获奖名单。
与演出的激增和舆论的热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51年《人民文学》第5期第2卷发表了话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剧本，框架了该剧的文学形式。 话剧《梁祝》解放前由袁雪芬、范瑞娟多次演出。 该剧本由南伟改编，消除了传说中的迷信成分。 场景和场景更适合城市舞台条件，但“蝴蝶变身”也被删除。 ”一幕变成了祝英台死在坟墓上。1950年，范瑞娟、付全祥演出了该剧，他们与南伟一起修改加工，恢复了象征着古代人们对这一悲剧的抗议和向往的“蝴蝶”。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删除了誓言之前的多余摘录，使整部剧更加现实简洁，而且由于合唱的加入，增强了越剧的抒情风格。演出中，华东戏曲研究所重新加工剧本，将悲剧主题定为阶级迫害，朱家成员厌贫爱富，马家以权欺凌，也凸显了乔装戏父、十八岁送别、恭喜下山、阳台聚会、祈祷等，重点表演如《墓蝴蝶变》，增强艺术感染力。 剧本发表时，《人民文学》发表了编者按。 《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全国性报纸的肯定，无疑奠定了越剧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作为全国地方戏曲改革的典范。 该模式迅速发挥典型示范效应。 地方戏曲争相改编《梁祝》，当地报刊大量转载转载。 这些不同地域、不同形式的媒体文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传播网络，不断强化着越剧的辐射能量。 这正是“戏改”所期望的效果。 正如《文艺报》社论所言：“这次演出的目的是让全国各剧种相互观摩、交流经验，奖励优秀节目，以推动歌剧艺术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时推出的戏曲类型不仅仅是越剧。 川剧、沪剧、评剧、豫剧等都表现出色，都是影响广泛的剧种，尤其是豫剧。 为响应抗美援朝捐款热潮，著名演员常香玉带领剧团巡演各地，并用演出收入购买了一架飞机捐赠给前线。 由此可见豫剧市场的力量。 1952年演出时，常香玉本人也参加了演出。 袁雪芬共同领取荣誉奖。 越剧为何显得高人一等、脱颖而出？ 这涉及到越剧本身的几个特点。